岭南大讲坛36站：发展民主,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

2008-04-01 11:58:00　来源: 　 作者： 南都俱乐部

　　[主持人]

　　王则楚先生与公众论坛之前请来的专家、学者不太一样，他一直是以公民精神融入自己的现实实践，以个人的努力把有限的空间撑到最大的行动者。王先生为大家所知，是因为他是明星人大代表和明星政协委员，他的明星效应不是靠位高权重，或者是个人炒作，而是一直为民生代言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为民请命，赢得了很多公众的心。王先生做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前后长达20年，在他的简历里有很多他过去和现在的职务介绍，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职务没有提到，王先生现在还是广州芳村花园业委会的主任，这就是王则楚先生演讲最具象的表象之一。

　　嘉宾简介

　　王则楚，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，曾任民盟广东省委员会专职副主委，民盟中央委员，省政协委员、常委，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。

　　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

　　十七大报告有很多亮点，其中很著名的一个论断就是：“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。”所以，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，不能只看到GDP的增长，我们还必须要看到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说，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，一直是由民主来推动进行的。今天我们来回想改革开放的过程，很多人认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有所滞后的，可是我们要看到，改革开放是伴随着，而且必须是伴随着解放思想和民主制度不断完善，才能够进行的。

　　看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。

　　第一个就是安徽小岗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。这件事发生在安徽凤阳县，当时有人问我，这么大的变化怎么来的？我只是简单跟他说了一句，小岗村的变化，在当时只能讲是从“泥墙草顶的房子”变成了“砖脚泥墙草顶瓦边的房子”。“包产到户”这件事，安徽省委在1960年就开始搞了，但是紧接着就被批判，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。

　　第二个例子发生在广州，1961、1962、1963年这三年，那时高中毕业生如果考不上大学也有下乡的，后来在“文革”中他们要把户口转回来，称为“6123部队”。那时香港正在大发展，需要劳动力，我的很多同学都是那时“笃卒”去到香港，当时还因此发生了著名的“东站事件”，连副市长的车子也被推翻，人们在火车站拥着要到香港去。为什么？其实就是要开放。改革开放后，我们承认了这个事，所以我们就办了特区，可以跟香港自由来往，慢慢就推动了这件事。

　　还有，我们现在跟香港的一线关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？是1953年。1953年之前我们去香港都是自由来往的。所以说，没有民主，没有大家自由表达意见的渠道，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，也不可能有我们这三十年的成就。

　　刚才所说到的，我们的特区建设，我们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是不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呢？民众早就有了这种要求，但是，只有我们解放思想，把一些禁锢我们的东西打开了，民众的要求才能够取得合法的地位，才能够把这个事情正式做起来。

　　公民政治参与，是监督限制政府的前提

　　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滞后的主要是两点，一个是在公权和私权的权力界限上，公权力过多侵犯私权力；二是在权利的诉求上，公利和私利也不平等。现在我国提供公共服务这一块效率低下，而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，这两者之间，一个需求很强烈，一个供应很不足，矛盾非常大。所以老百姓经常“拿起筷子吃肉，放下筷子骂娘”。

　　因此，我们要关注民生、注重公共政策的参与，这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，也是当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最迫切的路径要求，应当沿着这样的路径扩大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，扩大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。

　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，是在消除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一项责任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“政府为我们的居民购买公共服务”的认识。消除两极分化，不是指财富大家占有的一样多，而是指消费水平不能差别太大。比如在新西兰，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的差别，你有游艇我没有游艇，但是不能说你有房子我没有房子，不能说你有汽车我没有汽车。

　　那么，我们的政府应该干什么呢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，而所谓政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人大、政协，或者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制度安排，使得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能够制约政府，让它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。如果政府自己想收什么税费就收什么税费，自己爱花什么钱就花什么钱，没有什么制度可以约束它，那么，政府就不会管这些事，它的驱动方向就是会加强这方面的剥夺。

　　最近，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关于公路收费的问题，北京机场高速还要收30年，现在已经收12年了，再收下去，按照它的计算方法，要收到120多亿元，实际上建设总投入还不到4个亿。这是多少倍的利润啊？这就是一种政府对逐利的膨胀。广州的洛溪大桥，如果我们不盯着它，也会如此。

　　还有就是电价，有关部门都说居民电价要涨，这件事前年年底就要举行听证会，但听证代表的名单又不愿公布，我说不公布名单就不能算公开举行，结果后来又公布了。后来我就说，你们要慎重啊，因为居民用电在整个用电里只占15%左右，而且我们搞建设、搞革命，闹了半天，最终是让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一点，那一点点电费还要在那里搞，我说你们要三思而行。最后一看，听证会也就推迟了。

　　人大有一项权利叫重大事项决定权，那什么叫重大事项？就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公共事件，不是说要投多少亿，搞什么建设，才是重大事项。民生无小事，就是要把老百姓的这些利益放在前面，通过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，使得我们的政府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小政府，这才是我们当前能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要求。

　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若干内容

　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需要很多要求，就像“十七大”报告所说的，要保证公民的知情权、表达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

　　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，头一条就是要把信息公开，信息都不公开怎么参与政治？而要真正参与，必要要对话，还要能够交换意见，不能够交换意见怎么参与呢？有了意见转达不上去，意见不能够进入决策层，决策后如何监督等等，这些都要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时有相应的制度安排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去年广东九江大桥垮了，专家很快评定说不是桥的事，那么也有专家说了，这个桥搭接台的那个缝差十个厘米，还能评优质工程？最后人家就不让他说了。接着管理方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要公开索赔，怎么计算赔偿金额？就说这个桥一年要收五千多万，六个月的维修期限得赔二千六百万。这才把它一年收多少钱说出来了。结果大家一算，桥的建设成本不过一个亿左右，两年就收完了，你还要收三十年，现在还有18年没有收呢？结果它就来了一个说法，我报告了建设部，建设部批准了，1996年打上去的报告。好了，我一查，你是上市公司啊，上市公司要公布财务报表啊，它的财务报表讲九江大桥1994年收了5200万左右，1995年收了5600万左右，打报告的时候这个钱已经收完了，先斩后奏，这怎么合理呢？结果它成闷葫芦了，我也就没有办法了。

　　除了政务公开，还应该要有新闻的自由表达，真实、及时、观点鲜明的新闻是我们获得知情权的有力保障。现在是某些政府部门死也不承认造假，比如说媒体对陕西“周老虎”的揭露，有关部门都已经把林业厅的副厅长停职了，但就是不承认造假。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，我只要知道真实的情况而已，没有其他别的，假如认为这个都要限制或禁止的话，我们得问问你符合不符合宪法。

　　自由结社和民主选举是我们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础。有序政治参与总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吧，虽然不见得人人都会去表达，但总归得有一帮子人有这个要求的，合在一起，推选一个人处理，这就是结社的权利。二是有选举的自由。虽然我们也讲选举，也有的地方，比如说区代表是直选的，县代表是直选的，但是这个直选也有协商等等，没有很好地去做。自由结社和民主选举是一个基础，现在你要登记个什么社是非常难的，连业委会这些事都是不让你动的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东西还有欠缺，应该推动。

　　协商博弈和投票博弈是我们整个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一个过程。我们的制度安排说得非常清楚，人民代表大会有选举权、任命权、立法权、重大事项决定权等四大权利。现在我们也开始开门立法了，也开始公开在报纸上征求意见，叫做立法听证制度等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远远不够的。我做过多年的人大代表，我觉得人大代表里能够真正看懂、了解公共财政政策的很少。人大首先得管住政府怎么用钱，这些钱用到哪儿去了，怎么把这些钱用到老百姓的身上，因为政府的责任是这个。但是人大往往在这些方面欠缺，没有为老百姓看住政府的钱袋子。

　　民主有两种形式，一种是选举，另一种就是协商，协商民主是有我国特色的民主，也是我国政治制度里非常重要的安排。但是，我们的政治协商的报告里常常有这样或那样的重要内容，但就是缺了协商的结果，最后，政治协商就像广播电台里讲过的，所谓“倾下偈”。这怎么行呢？协商完了，干还是不干呢？本来按照我们政协的章程，党委、人大、政府，包括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都有提出协商建议案的权利，我说，能不能协商一下广东省财政投入中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%呢？我们协商一下，把这个事定下来，如果到了时间没有实现我追究你，但是没有。

　　此外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还要有公平正义的人类普世价值标准。

　　几点建议

　　最后简单说一下关于完善我们政治制度，保证我们公民有序政治参与，实现社会和谐的一些想法。

　　第一，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制度方面，我觉得应该尽可能把能够直选的人大代表实施好直选。为什么叫实施好直选呢？就是要把选区里的代表提名权用好。比如说你作为民主党派，区的民主党派可以向某一个选区提出自己在这个选区的竞选人，当然，党委也同样可以提，各个选区里的十名选民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候选人。首先要把这个事情做好，你都没有提名，还想人家替你说话，那怎么办呢？说句实在话，深圳前几年有人站出来自荐选人大代表的，有一个选上了，是一个学校的校长，这个学校正好在那个选区，学生一大堆，选票多，选上了。过两年我听说人调走了，调离了这个选区，选区的代表资格自动丧失了，这样就没有意思了。我们必须把代表的直选工作做好，而且一层一层地扩大，这是体现我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制度，提供给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一个有效渠道。

　　第二，要探索基层的行政首长选举，现在四川在探索镇长直选，像这些都是要大胆试点，在适当的时候形成一定经验，再通过立法来推动。

　　第三，我觉得现在政协的工作，应该把民众的民生问题提到政治协商的层面，不要把民生的事看成是小事，而是要把民生的事看成大事，放在政治协商里，然后各个政协委员，在他的界别和所在的人民团体和党派里，要勇于代表自己团体的利益，在协商中提出自己的意见、交换自己的意见，最好在政治协商上有协议。我以前在发言时就说过，《双十协定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成功的。但是在新政协，由于我们已经协商好了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，把决策权交给他，所以协商变成大家交换意见，这样也行，但必须要明确表达你这个党派的意见。民盟长期关注教育，而且主张教育均衡，那就应该强调我们在教育上的投入一定要占到多少比例，对教育应该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，在教育投入上也应该有一个先后次序，这些事情就应该来协商，可以明确表示一个意见。

　　第四，加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。现在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里有村民、居民自治，还有就是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。因此我们必须要强化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自治，推动居民委员会的选举，把居民委员会去行政化。居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，街道要居民委员会干什么事，每干一件事都要付钱，而且街道、政府还要主动给这些居民委员会经费，因为你要向居民委员会购买公共服务，支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发展。同样，村民委员会已经搞了几年了，现在看起来村民委员会的直选氛围还是越来越浓了，前几天我去广州番禺石碁镇沙涌村，有几个年轻人站在那里说要干什么干什么，等于是选举前的拉票会，很有意思的，说明村民已经有这个意识了。目前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村民委员会要加强当选之后的决策民主化，也就是决策的公开透明。

　　□王则楚

　　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